1970年的“四五”計劃中，中央政府要求各省、區發展小煤礦、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小水泥廠和小機械廠，以“形成為農業服務的小而全的工業體系，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并決定中央財政撥出專項資金80億元用于發展地方五小工業，制定了計劃、物資、財政、勞動用工等一系列優惠政策。
與此同時，三線建設的推進，中央下放企業管理權使地方獲得了較多自主權，提高了地方建設積極性。下放到地方的機關干部、科研人員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給農村地區帶來了科技文化知識和經濟信息。為支援地方“五小”工業，上海、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為全國地方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設備（如上海市1970年為各地制造100多套小化肥廠的關鍵設備）。
1970年全國有近300個縣、市興建了小鋼鐵廠，90%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20多個省、市、自治區建起手扶拖拉機廠、動力機械廠和農機具制造廠。1970年地方小鋼鐵工業的煉鋼能力較1969年增長1.5倍，生鐵產量增長1.8倍，小化肥廠、小水泥廠的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40%，以小煤窯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產量增長70%。到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業的鋼、原煤、水泥、化肥年產量分別占全國的6.8%、37.1%、58.8%、69%。
有評價說“1970年至1976年間，地方‘五小’工業的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利用和發揮當地資源優勢，滿足當地工農業生產及市場的需要，提高當地的經濟水平。……吸納了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了農民收入，培養了一批生產經營人才，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結構，……為80年代后鄉鎮企業的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但也有學者認為產生了不少問題：如不顧條件，盲目發展，確定項目和選址不進行科學論證，搞“首長工程”，缺乏規劃，互相攀比，一哄而起，發展過多過猛。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重復建設，一些小工業原料沒來源，產品沒銷路；片面強調土法上馬，因陋就簡，“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不講企業管理、成本核算，結果是規模小、設備差、工藝落后，消耗大、成本高、質量差，污染嚴重；新增職工過多，采取“人海”戰術，這種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后勁遞減。被批評為“‘山頭經濟’、‘諸侯攀比’的‘命令經濟’”，“高耗低效”，“加劇了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最極端的例子來自西藏自治區，那里的五小工業“其建成之日，就是虧損、報廢之時”。
參考資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 第二卷》，《第二十二章“斗、批、改”運動與7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二、7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